对比中日教材关于鲁迅《故乡》的教学，差距竟然这么大！

精彩导读

Introduction

在中国的教学方式下，一代又一代的学生接受了既定的“鲁迅印象”：旧社会的揭露者，会写投枪和匕首式的文章，对旧中国子民的态度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

这个印象随着年代的久远不断被固化，以至于一提起鲁迅，就是上述的那套“标准答案”。

我们不禁大胆提问，学习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记住过去？诚然，历史是重要的，但一篇只能让我们看到过去的作品，它的生命力有如博物馆里的藏品，再难有更新力了。

鲁迅小说《故乡》一直活跃在国人的中学时代，成为现代语文教育史里的名篇。其实，不仅是中国人对《故乡》熟悉，日本人亦是如此——这是跨国境的“名篇共享”经历。我们这里不妨对比一下中日课堂里《故乡》教学的异同，以窥异域视野里的《故乡》之美。

 

1953年，《故乡》入选日本教育出版株式会社的中学国语教科书，由著名中国文学研究者竹内好翻译，供初中三年级学生阅读——此后至今几成定例。

 

这一现象被藤井省三形容为“国民文学”般的待遇——自1953年以来，凡是接受了义务教育的日本人，都是学过《故乡》的。

 

那么，为什么会是《故乡》被选入日本国语教科书呢？

 

有论者认为，《故乡》得以入选教科书，是日本战后教育政策修正的结果，是人们追求教育民主化和国家化的结果。另一个理由则是鲁迅的留日背景——众所周知，鲁迅曾在日本留学七年。这一背景让日本国民觉得很亲切。第三个理由是鲁迅本人在新文学（或说现代文学）里的地位。我们知道，鲁迅不但发表了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还是现代文学的主将。他的文章在生前就已经扬名四海，何况是邻国。

 

这里又有一个问题出现了：鲁迅的奇文有很多，为什么偏偏是《故乡》被选入教科书作为固定篇目呢？

 

这就要看看《故乡》在日本课堂上究竟是怎样被讲授的了。 

 

1

悬殊的课时

据《在日本中等教育方面鲁迅研究的回顾和发展》一文，2006年青森县下村教师的实践过程是这样的：

 

1.设定学习课题；

 

2.了解鲁迅，理解《故乡》的时代背景；

 

3.发表有关《故乡》的调查资料；

 

4.通过回乡的场面，把握作者心情；

 

5.通过作者的回想，了解‘我’和闰土的关系；

 

6.通过杨二嫂的样子，把握故乡破落情景；

 

7.通过‘我’和闰土重逢的场面，把握二人的心情；

 

8.阅读本文主题——离乡的场面；

 

9.通过把握有关出场人物和写感想文，解决学习课题；

 

10.准确表述自己对出场人物的见解；

 

11.通过研究者的相关研究资料，加深作品的阅读。

 

值得注意的是，《故乡》的设定课时是11课时（每课时50分钟）——这与我国的3课时（每课时40分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这种教学过程的缓急就直接造成了课堂上学生参与度的差异，即应试教育下的“记忆‘标准答案’”与日式课堂上的“一句一问答”、重在细节体会的差异。

 

相比之下，我们的学生课堂参与度低，课文也无法横向比较、纵向拓展，学生的能力得不到真正的提高，学生的主体作用也得不到真正的体现。

 

2

不同的教学目标

再看教学目标。我国的教学目标有的是：“通过对这篇小说内容的把握，深刻理解在旧中国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不仅是我国农村经济凋敝、农民生活日益贫困的根源，而且也在思想灵魂上对农民造成了深深的毒害，激发起学生热爱新中国，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强烈愿望。”——典型的旧社会批判论调。

 

还有的则是：

 

1.学习本文生动的肖像描写和用对比的方法突出中心思想的写法；

 

2.理解鲁迅先生憎恨旧社会、同情劳动人民、渴望创造新生活的感情。（一侧重写作手法，一侧重思想感情） 

 

与之相对的，日本三省堂株式会社就《故乡》提出的指导目标是：

 

1.使学生掌握小说中刻画的人物的姿态及其心理变化，历史的社会状况及其关系，从而深入思考在历史中生活的人所应该具有的生活态度；

 

2.理解小说的主题和思想及其与时代背景的关系；

 

3.通过学习，重新关注自己和现实状况的关系。 

 

对于两国在教学目标上的差异，有论者如此评价：

 

“日方很注意引导学生以历史的眼光去看待历史和现实，人，在改变客观世界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而人教社提出的教学目标，不免就事论事，就人论人，就文论文，仅仅局限于文章本身的写法技巧，流于概念化，浮泛化。”

 

三省堂版的教学目标在于让学生“通过学习，重新关注自己和现实状况的关系”，从对生活的展望中发现自己。通过课文学习，学生掌握的不仅仅是知识，而是生活的准则。

 

而我们的教学目的有明显的脱离现实生活的倾向。我们把学生当作被动的知识接受器，而非社会生活的主体、现实的变革者来看待。这可以说是两国教育理念上的重大差异。

 

3

教科书里的设计差异

再看《故乡》在教科书里的设计差异。我国把《故乡》放在小说单元，是从体裁上来划分的，与课文内容毫无关系。单元往往也不另设目标。

 

而2012年光村图书版的《国语3教学指导用书》里的《故乡》，所在单元的设置是这样的：

 

在“适应状况而生”的单元主题指导下，第一篇是《问候——一张原子弹爆炸的照片》，第二篇是《故乡》，然后是《语言——比喻与惯用句》（这是语法教学层面），接着是《汉字——熟语的读法》（这是汉字教学层面），最后是《主题讨论会》（即围绕着单元主题发表个人观点）——在本单元中，就是谈谈对于“故乡”的个人看法。

 

每一篇的教学目标具体体现该单元目标，关注“人与环境”的关系，尤其是人如何适应“环境”（或状况）的问题，而该单元的学习目标又指导着《故乡》的教学目标。

 

这是日式教科书设计上的一个细节，使得教科书的篇目有机地衔接起来。

 

以光村图书版《国语3教学指导用书》里《故乡》的教学过程为例，中日教科书在“主题”的提炼上有很大差别。在我国，《故乡》通常是被作为一个“启蒙主义”文本，或是“反封建”文本来看待的，教学理念上也比较重视“政治思想”等宏观主题的构建。

 

比如对《故乡》主题的提炼，有的认为，“小说通过‘我’的主客观矛盾的急剧冲突，反映了辛亥革命后在帝国主义掠夺、军阀混战、地主官僚的压榨和连年自然灾害的摧残下，中国农村破产、凋敝的真实面貌，描述了故乡人民在半封建半殖民地制度下身受的剥削、压迫，以及由此而形成的精神损害。”

 

有的认为，“《故乡》是采用第一人称，以一个知识分子‘我’的自叙的形式写出的。它以‘我’回到故乡的经历为线索，以现实和回忆的矛盾作为情节的基础，通过‘我’的回忆与见闻，刻画了农民闰土的鲜明形象，并以‘我’的思想认识的深化，逐步表达出必须推翻旧社会，创造新社会，以便改变农民的命运，改变知识分子与劳动人民的关系的主题。” 

 

这两个主题概括，无不立足于社会现实批判，无论是“帝国主义掠夺、军阀混战、地主官僚的压榨”，还是“推翻旧社会，创造新社会，改变农民的命运，改变知识分子与农民的关系”，都是宏大的主题建构，关键词是“旧社会”，而这个“旧社会”的存在仿佛就是为了烘托新社会的“好”。

 

我们会发现，我们的教学往往有主题先行的习惯。在这样的“主题”灌输下，《故乡》被当作揭露旧社会黑暗的一个“启蒙主义文本”：“闰土”是被旧社会迫害的农民，他在政治上不觉悟，需要被启蒙；“杨二嫂”是落后的小市民，也需要被解放头脑；故事中的“我”是“革命民主主义”的知识分子，头脑是清醒的，但对现实认识还不清，所以彷徨。

 

在这样的教学方式下，一代又一代的学生接受了既定的“鲁迅印象”：旧社会的揭露者，会写投枪和匕首式的文章，对旧中国子民的态度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这个印象随着年代的久远不断被固化，以至于一提起鲁迅，就是上述的那套“标准答案”。这样的已经偶像化的鲁迅，也难怪学生没有新鲜感了。他好像与我们的实际生活越来越有隔膜：读他的作品，对我们还有用吗？《故乡》的教学也是如此。

 

我们不禁大胆提问，学习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记住过去？诚然，历史是重要的，但一篇只能让我们看到过去的作品，它的生命力有如博物馆里的藏品，再难有更新力了。

 

如果说经典是能够照出当下的存在，那么课堂上的《故乡》，就是一个不能活血的“死经典”。我们背诵着“三位一体式”的主题概括，仿佛读着一个与己无关的过去的作品——这个作品跟我们难以共鸣，学它的目的就是应付考试——这也是鲁迅其他作品的危机：除了能“被考试”，它们好像已经无法在读者的心上留下任何印象了。这与《故乡》诞生初期，20年代的青年们欣喜地模仿它而写作的情景，真是“隔了一道厚障壁”啊。！

 

而在日本的教学中，《故乡》不再停留于它的“过去”叙事，它被选入教科书，正是因为它的当下活用性——它被作为一个“处理人际关系”的例文来看待。

 

光村图书版的《国语3》第三单元的单元目标是“适应环境而生”，换句话说，就是面对层出的“现实状况”，如何环抱希望、好好生存的问题——这就与学生的实际生活建立了直接联系。

 

由是，这个单元选入了两篇课文，一篇是《一张原子弹爆炸的照片》，内容不是要人们铭记日本当年被投下原子弹的“不幸”，而是要让人们知道在灾难发生后人们的顽强生存力——显然，编者的态度是与其拘泥过去，不如活在当下。另一篇就是《故乡》。《故乡》呈现的今昔对比，人事变迁，正好可以说明在环境改变的情况下，人们可以怀着希望、继续好好生活的道理。于是，日本课堂对于《故乡》的讲解就比较着重于“人际关系的变迁”了。 

 

光村图书版的《故乡》主题是这样的：为了整理老家的事务，“我”回到了阔别二十年的故乡。眼见的故乡是萧索的，故乡人也是麻木涣散的。“我”感到很失望，自觉与人们之间已经隔了厚障壁。这部作品描写了在时代的走势中丧失了希望、人心变得麻木涣散的人们的姿态。然而，“我”在归京的船上，想到年轻一代的心意相通，不由对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