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为何必须要涉及社会问题？｜深度

2011年前后，北京开始对农民工子弟学校进行清理。一个前女同事勇敢前去采访，前后历经数天，拿回来的资料让人唏嘘。

这之后，北京在对待非京籍教育的问题上，开始逐渐保守，数年来演化出无数矛盾。最近发生的事就是张铁林私生女无法入学，而牵扯出多年恩怨。这样的事，在上海、深圳也有发生。

在一般人看来，这不是单纯的教育问题，我们不应关注。但世界上有单纯的教育问题么？

我翻看外国人写的“教育社会学”著作，看他们的主张，发现他们的视野极为广阔，从来没有把教育单纯的从社会领域分剥开来。他们头脑中的教育是“大教育”。这其中，关注最多的就是教育公平，就包括上面所讲非京籍入学的公平问题。

回顾历史，其实每个国家都有这样的问题，教育公平的矛盾已经持续近百年，但没有人说这是单纯的教育问题。

最有名的是1951年，美国弗吉尼亚州的黑人学生在16岁的芭芭拉•罗斯•约翰斯的领导下，举行了罢课，以此抗议莫顿高中的种族隔离情况。后来，由此而来的诉讼变成了影响教育历史的布朗案五大案件之一。

而且美国在这件事上的处理与后续发展比大陆户籍教育上的问题严重而复杂的多。

1954年5月17号，尽管最高法院裁决“隔离但平等”原则为非法，但由于白人种族者的暴力抵制，黑人入学的问题依旧没有解决。

弗吉尼亚州的议员甚至发起了一项名为“强力抵抗”的运动，来对抗大法院的裁决。在1958年的秋天，为避免学校取消对黑人的隔离，进而将三大地区的学校关停了一学期。

爱德华郡在1959年则关停了它所有的公立学校，并一直持续了5年。

在那段时间，白人学生在由他们自己家庭以及赞同种族隔离主义者资助的私人学校上学。但大部分黑人学生只能自力更生，他们聚集在教堂地下室和家庭教育机构接受粗浅的学习。

数十年过去，我们回过头来问：黑人的教育权难道不是教育权吗？或者，仅仅因为他们是弱者，就要被剥夺受教育的权利？

布朗案最终影响了整个美国甚至世界的教育理念。1966年，联合国通过《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关于受教育权的第十三条规定，请求各国给予民众最基本的教育权利，并以宪法作为保障。我国1997年加入。

为什么这样一个教育案会影响如此之大？我想随着世界的文明发展，对教育的认识超过以往。

一方面认识到，弱者往往最先丧失的就是平等教育权，这对其个人来说，将可能是黑暗而无法升起的未来，对社会来说，很可能在间接培养一个罪犯。它们与社会每一个阶层都关联深广，它成功则所有人受益，它失败则所有人承担恶果。这样重大的教育问题为何不去解决？

另一方面，弱者也是人。在平等之社会，我们不能以剥夺教育、知识和信息权利，使弱者永远处于不利的地步。也可以说，一旦如此，今日我们剥夺他们的权利，明日很可能就还诸己身。

教育关乎社会的每个角落，它是社会公平的重要纽带，也是人类走向文明未来的桥梁，它是伟大者的事业，也是弱势者的灯光。

在上世纪初，开火车出身的美国劳工领袖戴布兹因参与政治反抗，被判十年，关在牢里。由于他极富人望，在牢里得到美国一百万选民选票。一九二一年，总统特赦了他。它出狱后在接受采访时说：“只要有下层阶级，我就同俦；只要有犯罪成分，我就同流；只要狱底有游魂，我就不自由。 ”

这不但是对弱者的伟大的同情。这也符合教育的终极目的，它不应分阶级种族，它不但要教，还要救。

二

数年以前，我经北京回家，与一个朋友见面。期间我们争论“好制度造就好公民”还是“好公民造就好制度”的问题。

在他看来，我们应该接续亚里士多德的看法，首先在城邦中造就出优秀而守法的公民，当他们拥有良好的品德时，最终必然会赢得一个良好的制度社会。

但我对此不以为然。我反驳他说，在埃希曼的审判中，那个纳粹军官在法律上也是一个好公民，在生活中是一个好丈夫，但在国家力量的驱使下，不是仍然会发动战争，送犹太人进焚烧炉么？

他反问道：如果一个良好的防范犯罪的制度可以产生好公民，那么拥有智慧和名望的苏格拉底为何因渎神罪而被处死？梭罗因何回去坐牢，甘地何必要存在？

我们最终都有些愤愤然，谁也没有说服谁。如今年岁增大，我领悟到在已经有鸡和蛋的情况下，去争论究竟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也许并不重要，这两者为什么不能共存呢？当制度不好的时候，我们要求好制度，当公民不好的时候，我们要求好公民。两方面同样促进不是最好的结局吗？

而在亚里士多德说起这个问题的时候，在当时正是一个确切的教育问题。他希望教育最终产生好公民，以利于城邦的未来。希腊相比斯巴达，教育的方式是自由的，因为他们所培养的是理性而智慧的公民，并非为战争而存在。

教育的目的决定了具体的教育方式。事实上，如果我们不能说清楚教育的目标究竟何在，那么我们凭什么说这是一个好的教育而那是一个不好的教育呢？

如果今天的教育是为了培养未来的好公民，自然应按照造就善良的理念和方式进行。如果我们是为了造就一个健全的制度来维护每个人的权利，那自然会为成就一个良好制度架构来努力，如此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很显然，教育的目的绝不应单纯是为了传递知识和技能，它还包括人生活在这个世上的理由。

这样的未来需求，建立在我们对美好世界的想象之上。它并非单纯的为教而教，而是为了一个更大的未来，或者说，是为了一个更好的现在。

倘若如此，那么教者必须首先是一个追求好制度的健全公民，而教育本身也必须深刻的反应社会问题。至于那些子女的父母，倘若只是希望自己的子女有钱有权，符合自己成功的想象，那么只需要它进商学院不就可以了？可是你们，真是如此希望的吗？

三

事过多年，以这样的标准来审视教育的世界，我终究没有找到太多理想的教育人和教育。

就像我一个朋友所讲的那样，他们或许技巧娴熟，广受吹捧，但他们只是为教而教。无论是受教还是从教，都是为了生活糊口。他们谨守教育的界限，不肯向外迈出一步，最好的心态也不过是不断积极向外索求最好的教育技巧，以成就一个优良的工匠。

因此我依然想问，在教者的心里，教育究竟是为何而存在？难道只是为了一种叫做教育的东西？是“为教育而教育”这样一个无法自圆其说的逻辑？

或者他们只是怕自己的子女受到伤害，由此不惜滥用各种黑暗的手段，以保证他们享受到弱者所不曾有的特权。他们谨守教育的界限，对每个人说：不都是这样吗？没能力能怪谁？

事实上，无论我们在哪一个领域保守其成，最终都可能会建造一个遮风挡雨的虚拟乌托邦。我们在其中可以自得其乐，去忘却掉现实中存在的狂风暴雨。但是，再强大美好的虚拟仍然是一种幻象，真实的未来绝不可能由幻象所决定。

对权力的叠加，追求到最后就是一个最强大的权力才能满足所有想象。一旦整个世界连课桌也容不下，就没有人可以得以幸免。这一现象，经过1977年恢复高考的人，大概已经领教过了。它所影响的绝非是一个人、几个人或者是一代人，而是几代人的教育观念。

这就是我想说的问题：教育无法漂浮于社会现实之上，它不能成为空中楼阁，无论是从形式还是内容，它只是这个世界一个小小的组成部分。它在现实之中，因此我们也根本无法忽视现实对其造成的各种影响。

教育问题不仅仅是教育问题，而是一个广阔深远的社会问题。我们不去面对这一切，也就永远不可能拥有真正有效的教育改革。

2009年，当我从教育之外的领域切入进来时，一旦跨界调研，所遇到的最多的问题就是，总有人说：你去做它做什么呢？没有用的，现实太强大，根本改变不了什么。

我一个朋友不屑争论，他总是笑笑说，不做无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人生。但我总觉得那是一种至深的绝望。我们在这世界里是何其渺小，那些看似无用的事，每一个都拥有伟大的价值，它终须有人去做。

我想起很多年前，一个美国人在大学里研习蝴蝶翅膀为什么震动，也有人嘲笑他说，你做这个有什么用呢？他沉默不语。但很多年过去，人们已经熟知，一个蝴蝶翅膀的震动，足可以引来飓风。

我看黄武雄、周祝瑛等人的著作，总是叹服他们的视野宽广，对家国深深的感情。他们坦率而真挚的批评台湾教育，超越社会左右的边界。我读着他们时就无数次想，那些真正的教育，应该总是心怀敬畏的，忘掉了那些号称“教育的界限”的。他们从不考虑其有用无用，因为教育的使命之一就是使每一个人都可以自由的理解世界、走出改变面前的世界。所以他们的治校者才会说：适应社会？那我们不是失败了？我们教出的孩子，是去创造世界的。

但现在，我们却把那外面无边无际的天地变成了一个叫做“教育”的“井”，教师与孩子们对坐其中，只是偶尔看一着外面的四角天空，这又何尝不是一种悲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