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东平：城市欠农村的已经太多

2015年08月05日 15:45:27 访问量：247次

流动儿童，留守儿童，流浪儿童，无法言说的痛，在7月22日下午，浓重地郁积在了《东方直播室》。然而，这似乎是一次错位的干预，一次充满误读的关爱。

原本以为是围绕毕节四兄妹自杀事件讨论留守儿童问题，结果不是，是对新闻热点宁夏灵武市12名农村幼儿园女童遭性侵事件的揭示。我感到惊讶的是，如此敏感、涉及隐私事件的当事人——两位年轻的父亲被直接放在了聚光灯下。他们是勇敢的，经商量决定不戴口罩上场，以他们的惨痛经历警示后人。尽管对性侵过程的采访从略，但残忍仍然点点滴滴地流淌。该幼儿园是一所公办小学留下的学前班，只有这一名50多岁的男教师，他也是家长们当年的老师，乡亲对他一直颇为信任。13名女童中唯一未被性侵的，父亲是村支书。两位父亲的教育程度一为小学，一为初中，他们的妻子都是小学程度。嘉宾的拷问直接落到结实木讷、无所措手足的父亲头上：为什么那么长时间没有发现？为什么发现案情后过两小时才报案？嘉宾声讨的是家长养而不教的失职，离开孩子外出打工就是一种过失，没有及时发现女孩受害是又一重失职。其余的愤怒是针对学校和政府的。为什么派这样一位老师，为什么没有发现？为什么没有对受害女童的抚恤、安置作出安排？

▲不断发生的女童性侵事件。图片源自网络。

一个预设的讨论点是“将受害女孩带走还是依旧放在老家”这比预设的另一个问题“父母该不该离开孩子外出打工”要真实得多。只要对农村生活稍有了解，就知道为女孩换一个环境，无论对疗伤还是未来成长有多重要，现场观众也都认同这一选择。唯独心理专家相反，她要的是“根本解决”问题的办法，即通过心理咨询和家长的爱去化解女孩心中的阴影。面对这样的矫情，我感到的不止是沮丧。他们对农民的生计、乡村社会能杀人的流言似乎一无所知。我实在不忍看两位年轻父亲茫然无助的眼神，不忍听他们嗫嗫嚅嚅、言不及义的回答，也不想具体地追责。我们面对的，不仅是几个家庭的悲剧，而是一种整体的匮乏和失序。

更为悲催的当事人上场了。广西兴业县大平山镇的农民庞玉强，他的女儿小雨在11岁时遭村里16名老年男性多达50余次的性侵。父亲将她带到打工的广州，5年之后，今年3月小雨在广州被诱骗丢失。还是要追问不堪回首的往事，还是嗫嗫嚅嚅、含混不清的回答，还是不忍看他无助的眼神，他一再地说我没有文化，家中还有一位小女儿和患癫痫症的儿子，他来到这里是想用电视做寻人广告，以及为儿子治病筹钱。节目的设计，小雨后来的悲剧似乎是为了印证受伤女童没有走出心理阴影。专家一再地追问父亲有没有大声地说过“女儿，我爱你”，结果，老农民还是说过的。这种缺乏悲悯和体恤的拷问，无不流露着城市人的自以为是和居高临下的优越感。而节目的“卖点”，或许是正是一种……对农民工苦难的消费？

▲图注：民工纪事，图片来自腾讯网新闻《活着》

收养众多流浪儿童的北京光爱学校校长石青华是一个亮点，正能量。可是，与他一起上场的15岁少年陈泽群，又令人感到惊诧。他是因为父亲的严重暴力离家流浪而被收养的。对这样处于社会边缘状态的未成年人不仅未加以任何保护，而且还当面讨论他的去留问题。石校长的困境是难以承担超越法律的责任，比如泽群的父亲拒不见面、不授予代理管教权，以至于学校无法为孩子升学、医疗签字；而泽群回家的后果就是继续流浪。问题又回到对不负责任的家长的声讨。议题是如果学生重新流落街头犯罪，石校长和父亲谁的责任更大？标准答案是父亲。还有这样的问题：如不关闭学校，是否会引致更多的流浪儿童？我深感不安，这实在是一种非常冷血的讨论。这究竟是一种理解和帮助，还是在继续……消费苦难？

讨论到了毕节纳雍县14岁男生被13名同学围殴致死的悲剧。受害者是长期与母亲和弟弟在江苏生活的流动儿童，因无法在流入地读高中，返乡就读而遭不测。因而，这首先是一个流动儿童的悲剧，凸显的是流动儿童在流入地接受高中教育的困境。当然，这也是留守儿童的悲剧，因为殴打者中有许多是留守儿童。让我们重视这样的数字：在未成年人犯罪的构成中，留守儿童约占70%左右。因而，这是一个具有整体性的严重的社会问题。正因为如此，流动儿童、留守儿童是全社会必须关注的重大问题，是应当在公共空间大加讨论的；而对当事人、受害者、未成年人的心理疏导、咨询和帮助，则应当在私密空间悄悄进行。可惜，在这个现场，这两个空间被颠倒了，我们在大庭广众之中大谈个案和“私事”，对当事人和未成年人缺乏应有的保护；同时，对真正重要的公共话题却缺乏深入的讨论。

我们应当拷问的究竟是谁、究竟是什么？我们对进城农民工、流动儿童、留守儿童和他们的家庭，有真实的了解吗？这是一个城市人十分陌生、总数为2.7亿人的庞大群体，虽然我们每天都能在建筑工地、搬运垃圾、运输、绿化、护理、保安保洁、卖菜卖饭的人流中看到他们，对几乎他们却一无所知。他们背井离乡外出打工，形成的“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多达一个亿。留守儿童中，父母双方都外出的占46.7%，近20%的务工父母在儿童1岁前外出，两岁孩子留守的比例高达44.1%。在这个现场，人们谴责家长，希望追究父母未履责的行为，人们说陪伴就是爱、陪伴比赚钱更重要。在城市社会，这样的批评和指责是没有问题的；但是，面对农民工，我说不出口。这不是他们的真理。在某些场合，我听到过更为直截了当的言论：这种“垃圾人口”根本不配做父母。

有一句话说：当雪崩到来之时，每一片雪花都认为自己是无辜的。面对留守儿童的悲剧，市民批评责难的目光指向的永远是他人，首先是政府。不久前我刚从毕节归来，政府不可谓不重视，而且已经成为不堪重负的惊弓之鸟。全市开展了没有死角的拉网式核查，确定了各级领导的管护责任。一有出现流浪儿童的传言，局长紧急出动彻夜查找。这样的应激行为几年前也曾出现过，在发生了五名流浪儿童死于垃圾箱的悲剧之后。然后，新的悲剧又发生了。所谓防不胜防，就是指这样的困境：没有任何大人陪同、单独居住的儿童占全国留守儿童的3.4%，总数高达205.7万人！这是那些处于高危状态、随时都有可能出问题的儿童。政府的责任是到高速公路去寻找和直接监管每一个儿童吗？我们需要一个多么庞大的政府？而且，政府真的是无所不能的吗？

对学校的批评和责难同样必要、但并非都是合理的。必须认识，乡村教师本身就是弱势群体，非常需要得到支持和关怀。混在其中的色狼是个案，这种坏人在各个领域都有，在党政军部门远比教师队伍多，周永康、徐才厚、郭伯雄之流不也是最近才揭发出来吗？重要的是需要透过个案看问题。对不合格的幼儿园一关了之不仅最为简单，而且可以避责；但是，儿童的需求并没有得到解决。很多幼儿园师资严重不足，还有许多农村幼儿根本无缘接受学前教育。由于缺乏经费和编制，在西部农村的寄宿制学校，女生窗户没有窗帘的现象非常普遍，由男教师担任生活教师在女生宿舍陪睡的现象也不少见。在不解决这些基本问题的情况下，让学校承担无限责任是无理的。事实上，校园安全已经压倒了教育教学的职能，成为学校不堪承受的“紧箍咒”，甚至不敢组织春游和体育活动，那么真正受害的不是广大的学生和儿童吗？

政府和学校都不是万能的，而且已经不堪重负，那么，究竟是谁的责任？环顾世界，追溯历史，这个答案其实是清晰现成的：社会建设。所谓和谐社会，就是一个政府、NGO、学校、社区、家庭各安其位、各尽其责的公序良俗社会。政府的责任，首先是建立法制，用强有力的法律保护儿童权利。在许多发达国家，儿童权利保护委员会是设在人权委员会之下的一个常设和专职机构。在这个框架下，除了政府直接救助之外，功能强大的社会慈善和公益组织成为儿童救助的重要力量。没有比石校长的故事更生动地阐释了“多盖一所学校，少盖一所监狱”的道理。成立于英国的救助儿童会（Save the Children）在中国的项目，每年就有超过65万名儿童直接或者间接受益。我们需要更多的光爱学校、更多的石校长。这需要政府放开管制，放手让有爱心、有本事的人把好事做好！

在救助的前端，是预防和危机干预。儿童的安全和保障，首先来自他所生存的家庭和社区。由于各种原因，在家庭失能和破碎之后，由人际关系构成的“社会网络”、生活网络，使困境儿童能被“网住”而不至沉没。在传统乡村的熟人社会，这种由道德、亲情构成的关系网络是客观存在的；然而，这种淳朴民风和良俗在乡村边缘化、空洞化的过程中已几近崩塌。事实上，贵州已经给村支书、村委会主任发放每月千余元的“工资”了。当村官也要发工资时，乡村治理就已经失败了。它助长的仍然是离心离德。村官说出去打小工还一天二百元呢！这才是我们面临的真正困境和真实的任务：乡村社会的重建。

在山西永济市蒲州镇，我们看到了完全不一样的农村。以农民自主的专业合作社为纽带，乡村重新凝聚为一个有功能、有尊严的有机体。由本土精英郑冰领导的蒲韩社区农民协会覆盖了蒲州和韩阳镇的43个自然村。她成立了妇女活动中心、红娘手工艺、科技培训中心、老年协会、小额贷款等多个协会，开展有机农业、农村金融，开发乡土特色的文化产品，让村民的经济能力与观念风俗都大为改观。在河南信阳的郝堂村，通过发展村民共同体内部资金互助合作，激发了村民对“集体”的关注和参与，村里相继建成崭新的小学、卫生室、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图书馆、礼堂等公共服务设施，让农民在农村也可以享受现代文明，初现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民风淳朴的美丽乡村。在那个村民自主、自治的社区，没有什么是需要官员去“人盯人”和“严防死守”的。

回到城市人的视角：我们应当负有怎样的责任？说句不客气的话，在城市化加速的过程中，城市人的境界不仅没有提速反而是在倒退。当我们理所当然地享受农民工提供的现代都市生活时，同样理所当然地认为他们是与自己无关的，理直气壮地声讨外地人占用了“我们的”教育、医疗资源，造成交通拥堵、空气污染，逆潮流地维护着旧体制下的既得利益。面对开放非户籍儿童的教育机会，城市人上街请愿，与“外地人”发生了肢体冲突，没有一点反思和愧疚。他们似乎忘记了自己的父母、祖父母也是这样光脚进城的农民，上海人眼中的“瘪三”、“赤佬”？在深圳这座近30年才发展起来的移民城市，2200万常住人口中户籍人口约500万，只占1/4。我们的良心被狗吃了吗？他们是我们的同胞、我们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啊！作为城市的建设者，难道他们不应当成为权利平等的市民、不应当亲子团聚、夫妻共同生活？须知，加快城市化是国家的发展战略，不是各地自行其是的主张。2014年7月，中央发布《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要求2020年以前推动1亿人落户，这约占流动人口总数的1/3。2015年7月，广东省也出台文件，到2020年将吸收1300万流动人口在城镇落户，约占广东省流动人口的1/3。然而，放开的是广州、深圳、珠海、佛山、东莞、中山市之外的县级市，广深珠佛莞这样的风水宝地是不能让外地人落户的。决策者缺失的不仅是良心，而且是理性。人口流动的内在规律，就是流向人口聚集度更高、工作机会和经济收入更高的大城市，只开放那些缺乏就业机会、没有吸引力的小城市，引导人口“合理流动”基本是官员的一厢情愿。且看他们如何实现这个目标。

在大城市“邻避政策”的推挡下，流动人口的洪流年复一年地淤积，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也在困境中一天天长大。我认同一位人口学家的意见：今天，许多城市管理者将他们视为麻烦和负担；用不了很久，大城市就将品尝人口老龄化的苦果。那时，我们会采取各种优惠措施争相去吸引这些青壮年劳动力。那时，我们也会感谢这些超生的家庭、这些“多余的”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使我们也许不必像日本、台湾地区那样进口巴基斯坦、越南、菲律宾、柬埔寨的劳动力和新娘！但是，我们确实不知道，在忽视、排距、歧视、孤独中长大的他们，将会成为未来城市新生的建设力量，还是为城市未来埋下的“定时炸弹”？我们今天正在做这个选择，我们每一个人。

作者：杨东平

腾讯·大家专栏作者，北京理工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教授。

编辑：刘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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